中裕 喜獲新一代抗愛滋技術【經濟日報╱記者黃文奇╱即時報導】 2014.07.07 05:27 pm 中裕新藥（4147）今天臨時董事會決議，移轉第二代抗愛滋病技術TMB-360（LM-52）回台，並將自洛克斐勒大學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ADARC）技轉最新（第三代）抗愛滋病技術CrossMad，打造更完整的抗愛滋病產品線。中裕公告，將從美國子公司TMB USA旗下，移轉TMB-355第二代技術LM52（即TMB-360）到母公司中裕新藥。據悉，該技術是中裕自2011年起從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技轉至TMB USA名下。中裕表示，該產品當初為了若干開發需求，而置於子公司項下，未來中裕將打造更完整的產品線，因此將第二代產品移轉回國。中裕昨日興櫃均價落在166.46元。此外，中裕昨天董事會也決議授權執行長張念原，評估2011年從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技轉至TMB USA名下之另外一項Fusion融合技術，若無繼續發展價值，則協議退回給美國洛克菲勒大學，以減少相關專利申請及維持費用。中裕也決議退回公司自加拿大商Ambrilia公司技轉之Integrease Inhibitors之相關技術，主要係藥物開發執行上未達預期，以減少相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公司重點將繼續專注於另外一項Protease Inhibitors技術（現名稱為TMB-607）之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中裕昨天臨時董事會也決議，將與洛克斐勒大學中的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ADARC,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簡稱艾倫中心）攜手，將由中裕協議技轉「艾倫中心」獨家的抗愛滋病新技術CrossMab（第三代技術）。
Pages
▼
Saturday, July 12, 2014
3D列印植體FDA510K認證 !!! OsteoFab™ Patient Specific Cranial Device
3D 列印技術之發展現況與醫學上之應用葉錫誼1 RegMed 2014 Vol. 45 前言3D 列印(3D printing)技術的發展於 2012 年被英國經濟學人期刊視為帶動第 三波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1]。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被認為是 3D 列印技術的堅定支持者，先於 2013 年 宣布 3D 列印技術所製成之火箭噴嘴已通過 NASA 的熱防火測試，緊接著又宣布 將於 2014 年將 3D 列印技術帶至國際太空站上，藉此製造一些基本的工具和用 品，從而減少對地面補給的依賴[2]。這些消息推升了 3D 列印技術在未來實際應 用的可能性，從而受到一般大眾的普遍關注。3D 列印技術可針對個人進行客製化的快速成型製造特性，正符合高階醫療器材的臨床需求，因而同樣受到生醫領 域研究者的注目。目前可應用於 3D 列印技術的材料已包含金屬、無機陶瓷、有機高分子等各 類型的材料，雖受限於快速成型機制的原理，使材料的選擇有一定的侷限性，但 已能涵蓋常用之生醫材料(如：鈦金屬、聚乳酸高分子(PLA)等)。最新的 3D 列印 技術甚至可直接列印活體細胞，使科學家製造人造器官的夢想，變得不是那麼遙不可及。因此，如何針對 3D 列印技術所製造之醫療器材進行品質管理，並建立審查機制，確保其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將是各國法規單位未來無法迴避的課題。
3D 列印技術之發展現況3D 列印(3D printing)原是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出來的一種專利製程 的名稱(3DPTM)，但因其與積層製造法（additive manufacturing），透過電腦輔助 設計(computer-aided design, CAD)軟體的協助，將材料以層層疊加的方式來製造 立體結構的原理相同，目前 3D 列印已變成積層製造法的泛稱[3]。相較於傳統的製造方式，3D 列印技術的優點包含以下幾點：(1)結構的設計自由度較高：3D 列印技術可直接列印複雜的結構，而不需考量切削或脫模等問題，因此在設計上 具有較高的自由度。(2)小量生產時成本較低：當進行小量生產時，3D 列印技術 可節省模具開發成本，也較不會有材料浪費的問題。(3)特製化產品的快速成形： 以 3D 列印技術製造特製化的產品時，依其精密度設定及樣品大小，會影響其製 造的時間，目前約需要數小時至數天即可完成。3D 列印技術最早於 1980 年代即開始發展，最初只是用於製造工件之模型， 但隨著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CAM)、電腦 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及材料科學等其他技術的進步，使快 速成型技術(rapid prototyping)的精度與結構強度不斷提升，最終讓 3D 列印直接 製造成品的可能性成真。積層製造法所得成品之精密度是由每層疊加時的厚度所 決定，目前 3D 列印成品的精細度普遍可達到 100~200 m 的範圍，少數機型甚 至可達 10 m 以下的程度[3]。目前 3D 列印技術的成型方法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成型機制和適用的 材料形式，下列將簡單介紹幾種較常見的方法：
(1) 立體光刻成型技術 (Stereolithography, SLA)立體光刻成型技術是最早研發出來的快速成形製造方法，是將具有光聚合特 性的高分子液體置放於樣品槽中，再以集束的紫外光照射在預設的位置，使 高分子聚合成型，當完成一層截面的結構後，再重新使高分子溶液覆蓋表層， 經過反覆聚合成型後，高分子層層地累積而最終形成立體構型。此方法目前 只適用於能夠進行光聚合反應的高分子溶液，優點是所得之成品具有較高之 機械強度，且普遍能夠達到較高之精密度，但缺點是可能會有光敏感物質之 殘留。目前利用立體光刻成型技術之 3D 列印機台售價最低已可降至 3000~4000 元美金。
(2) 熔融沉積成型技術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是目前市面上最普遍且售價最低之 3D 成型技術，在 2014 年 1 月的美國消費 性電子展(CES)中，台灣廠商更以 499 美元售價的 3D 列印機獲得編輯首選大 獎，被讚譽為全球消費者最負擔得起、最親民的 3D 列印入門款。適合使用 熔融沉積成型技術的材料主要是具有熱塑性質的高分子材料或金屬，工作原 理是將材料以熱熔的方式一層層的置放在預定位置上再冷卻成型，若材料是 以線材的方式來熔融加工，則又可稱為熔絲製造（Fused Filament Fabrication， FFF）。目前常用於醫療器材的生醫高分子材料如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聚己內酯(polycaprolactone, PCL)等都可應用此技術來進行 3D 列印成型，此技 術相較於其他成形方法所得成品之精細度會較低，結構強度上也低於立體光 刻成型。
(3) 選擇性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此技術之工作方式類似於立體光刻成型法，但將高分子溶液換成固態的材料 粉末，先將樣品槽加熱至接近材料熔點的溫度後，再以二氧化碳雷射照射至 特定位置使材料粉末熔融燒結在一起，同樣經反覆照射成型而層層累積形成 立體結構。此方法的優點是可適用的材料範圍廣泛，包括鈦金屬、無機物、有機高分子等都可使用此方法成型，但缺點是機台的價格昂貴，目前仍要數 十萬美元以上。
(4) 噴墨列印技術(Inkjet printing techniques)除了上述三種方式外，還有一些研發單位或廠商結合噴墨印表機的工作原理 來達成 3D 列印成型的目標，例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出的 3DPTM 技術，是先 將材料粉末噴塗在特定位置，再以膠合劑噴在同樣位置使材料成型。以色列 的 Objet 公司則是改良立體光刻成型技術，將光聚合高分子溶液以噴墨方式 噴出後再照射紫外光聚合，此技術被稱為 PolyjetTM。雷射近淨成型技術(LaserEngineered Net Shaping, LENS)則是將金屬粉末改以噴墨方式射出再以雷射燒 結在特定位置，與 PolyjetTM 相同都捨棄了開放式樣品槽的設計。
(5) 立體生物列印(3D Bioprinting)美國的 Organovo 公司是第一家開發出生物列印機台的廠商，可將人類活體細 胞和水膠狀基質噴塗成立體的組織型態，目前已可噴塗兩種以上的不同細胞。 生物列印成功與否的關鍵，主要在於列印後細胞的存活率，以及細胞的表現 和細胞間的交互作用是否能如預期一樣，目前離真正的人體器官仍有一些距 離。
3D 列印技術在醫學上之應用 近年來隨著醫學影像技術的不斷進步，包括多偵測器電腦斷層掃描儀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及 核 磁 共 振 攝 影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 MRI)技術的發展，使病患體內的結構在電腦輔助軟體的幫助 下，從傳統的 2D 帄面顯示逐漸邁向 3D 立體結構的描繪。這些高解析的立體影 像，只要經適當的電腦處理，即可轉換成 3D 列印機台可判讀的 STL(SurfaceTessellation Language)檔案格式，使 3D 列印技術在醫學上的應用具有很大的潛力 [4]。
以下將介紹目前 3D 列印實際在醫學上應用的不同形式:
(1) 手術前之輔助模型針對較複雜或高風險的手術，臨床醫師可藉由 3D 列印技術於實際手術前先 行製作等比例的病患組織模型，可方便醫師事先規劃手術執行的方式和對病 患最安全有益的步驟[5]。此外，病患組織的立體模型，也可作為輔助醫師在 體外修整市售產品以符合病患需求，如人造骨盆等[6]。
(2) 客製化植體之模具開發有一些文獻記載[7-8]醫師利用 3D 列印技術，先行製作出病患的高分子植體 模型，再藉由此模型翻模製造客製化的模具，最後再進行金屬或矽膠植體的 鑄造而得到客製化的植體。
(3) 體外機械輔具之製造目前已有一些案例是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客製化體外機械輔具(roboticexoskeleton)，以幫助病患重新控制他們的肢體，其中一例是患有先天性多發 性關節攣縮症(Arthrogryposis multiplex congenital)的兩歲女童[9]，另一例則是 一位因滑雪意外而癱瘓的女性[10]。在這些例子中，充分顯示出 3D 列印技術 在製造少量客製化產品時的設計彈性和較低成本的優勢。
(4) 客製化體內植體的製造除了上述幾項低風險的應用外，目前也有醫師嘗試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長 期植入體內的植體，並實際移植至病患體內。美國於 2013 年已有兩件利用 3D 列印製造客製化高分子植體，並實際植入病患體內幫助病患延續性命的 案例，其中一例是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團隊與醫務人員合作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出可吸收的氣管夾具成功挽救一名罹患氣管軟化症 (tracheobronchomalacia)的嬰兒[11]。另一例則是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出符合 病患需求的頭蓋骨植體[12]。而在歐洲，也有數個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鈦金 屬植體再植入病患體內的案例，其中包括英國進行的人造骨盆[13]、瑞典進 行的人造髖關節[14]和比利時進行的人造下顎骨植入手術[15]等。
3D 列印醫療器材之法規管理 由現有之案例，可發現 3D 列印技術在醫學上應用的範圍很廣泛，包括不屬 於醫療器材的手術輔助模型或是醫療器材中屬較低風險的體外機械輔具，然而高風險體內植體之應用案例也逐漸地增加。3D列印少量客製化生產的方式與目前 市售醫療器材批次生產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對 3D列印製造的醫療器材進行品質系統的管理，並確保成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目前逐漸浮現的問題。當利用3D列印技術製造醫療器材時，可能需要考量到以下幾個面向：(1) 原材料之管控：目前可以應用在3D列印技術的材料種類很多，從鈦金屬至 聚乳酸生醫高分子等，在製造醫療器材成品時應選用醫療級之材料，若有使用光聚合高分子，則應對光敏感物質的殘留進行管控。3D 列印技術若應用在 製造體內植體時，應注意顆粒物質的釋放是否符合相關規範。此外有些 3D 列印機台是使用開放性的樣品槽，應避免材料在製程中發生汙染的情形。(2) 立體圖檔之來源：3D 列印時所使用之立體圖檔來源，若是來自於醫學影像， 其解析度和正確性將是需要考量的因素；若是出自於工程師所設計，則應評 估其設計是否會對病患造成潛在的危害。(3) 3D 列印製造之製程管控：目前現有的案例中，多是由臨床醫師與 3D 列印工 程師合力製造出符合病患需求之客製化成品，市面上已出現專業的代客列印 製造廠商，這些廠商若要生產製造醫療器材時，應符合醫療器材品質管制的 相關規範，除了成品的製程管控之外，還必須考量或建立滅菌確效及包裝運 送等的標準程序。(4) 成品品質管控：現有 3D 列印技術的方法和可選用之材料種類繁多，相同立 體設計以不同的方法和材料所製成之成品，性質會有很大的差異。針對 3D 列印少量客製化生產的特性，除了加強原材料和製程的管控外，如何進行臨 床前和臨床評估以確保成品的性質如機械強度、生物相容性等能符合病患的 需求且兼顧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廠商與法規單位依產品特性進行審查管理時， 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美國於 2013 年利用 3D 列印高分子體內植體並實際植入病患體內的兩個案 例中，其中一例是藉由緊急醫療使用的途徑，暫時免於通過美國 FDA 正式的審 查程序。另一例所使用之人工顱骨，則於 2013 年 2 月 7 日正式獲得美國 FDA 的 上市許可，是第一件通過 FDA 510(k)審查的 3D 列印體內植體(OsteoFab™ Patient Specific Cranial Device)。在這個案例中，廠商是利用病患的電腦斷層影像在電腦 輔助軟體協助下，以其具有專利的 OXPEKK® 高分子材料，利用雷射燒結的方式 進行 3D 列印製造，產品所宣稱之適應症為無負重之顱骨替代植體。有感於未來 利用 3D 列印製造客製化醫療器材的需求將持續增加，美國 FDA 於 2013 年 8 月 公開宣示將要求 FDA 下屬的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nd Device Use Laboratory及 Solid Mechanics Laboratory 針對 3D 列印在醫療器材領域應用進行分析評估，並 且宣示將於兩年內發布 3D 列印相關的技術指引[16]。未來 FDA 如何針對 3D 列 印製造之醫療器材進行管理，將成為各國法規單位列管 3D 列印成品的重要參考 方向。
OsteoFab™ Patient Specific Cranial Device Receives 510(k) Approval - OsteoFab™ Implants Ready for US Market and Beyond February 18, 2013 Oxford Performance Materials (OPM) is pleased to announce it has received FDA 510(k) clearance for the OsteoFab™ Patient Specific Cranial Device (OPSCD). "OsteoFab" is OPM's brand for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medical and implant parts produced from PEKK polymer. With OPM'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lso called "3D Printing"),Implant made with OPM's OteoFab technology implants are "grown" layer by layer directly from a digital CAD file without the aid of tooling and with few practical limits on what can be produced. As such, the OsteoFab™ technology is ideal for one-of implants specifically shaped to each patient's anatomy. One very desirable use of patient specific implants and the indication for the OPSCD is cranial implants to replace bony voids in the skull due to trauma or disease. FDA clearance of this device marks the first approval for an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polymer implant.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implant fit, implant material is a critical consideration. The OPSCD is manufactured from PEKK, an ultra high performance polymer used in biomedical implants and other highly demanding applications. OPM had traditionally sold PEKK as a raw material or in a semi-finished form, but began develop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in 2006. In 2011, OPM established a biomedical complian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South Windsor, CT to support its grow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business. As an implantable polymer, PEKK is unique in that is biocompatible, mechanically similar to bone, and radiolucent so as not to interfere with X-Ray equipment. Furthermore, OPM has recently completed testing which confirms that the OsteoFab™ implant surface is, in fact, osteoconductive."It is our firm belief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EKK an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ur OsteoFab™ technology) is a highly transformative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y platform that will substantially impact all sectors of the orthopedic industry," said Scott DeFelice, President and CEO of OPM. "We have sought our first approval within cranial implants because the need was most compelling; however,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We will now move systematically throughout the body in an effort to deliver improved outcomes at lower overall cost to the patient and healthcare provider." It is OPM's strategy to undertake all manufacturing and regulatory activities to support patient specific implant product commercialization. The company is seeking well-qualified partners to br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market. In addition to its own devices, the company offers bespoke part production for its customers.
About OPM OPM operat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polymer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creation of structures for the biomedical and aerospace sectors. The firm currently has four operating divisions: Biomedical Devices and Parts, Biomedical Raw Materials, Industrial Parts, and Metrology Sciences. OPM was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NAMII) in 2012. OPM is certified ISO 13485 and ISO 9001.
馬海怡 …. 覺得人生不是這樣 !!
馬海怡將退休 法說會驚奇不再 自由時報-2014年07月08日 上午06:45 記者陳永吉／特稿過去馬海怡可以說是台灣神隆的門面，她就代表神隆，不過隨著上週她向神隆董事會請辭後，過去神隆每次法說會充滿驚奇的場面恐怕無以為繼。說神隆法說會每次都充滿驚奇，因為馬海怡認為每次法說會應該要給大家不一樣的題材，法說會若在情人節前夕，現場參與的每位法人都會收到玫瑰花或巧克力，這當然跟馬海怡的感性有關。神隆法說會每次都由馬海怡領軍，因為參與的主管包括財務、業務都是女性，常常被認為神隆是女人當家，但其實神隆男性員工還多於女性，只是這批娘子軍戰績太過輝煌，如今「領袖」要光榮退休，接下來神隆法說會會不會理性多過感性，也是未來法說會的話題之一。馬海怡說，其實她已經67歲了，多數時間都待在台灣，但其他家人都在美國，每次都只能透過視訊看到家人，她覺得人生不是這樣，親情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尤其她媽媽年紀很大，她想趁自己身體還可以的時候，多陪媽媽到處走走。她笑說，之前她在美國的家搬家，她只有回去過一次，後來每次開車回家，總覺得每家都很面熟，會認錯自己的家，開車開過頭，現在退休，可以好好認識自己的家、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多年前馬海怡回台灣創立台灣神隆時，曾經規劃3年後就要回美國，但是神隆卻一直賠錢，過了7、8年以為回不去了，直到後來神隆開始賺錢，2009年也上市，由於還要向法人、媒體介紹公司，多拖了幾年，如今神隆一切都已經上軌道，高階主管的能力都很強，且未來10、20年神隆的策略都已經訂好，不管誰接任，相信神隆的變化不會太大，因此她認為現在是離開最好的時候。
上海神隆: 林靜雯 總經理
上海神隆生化科技公司正式成立 林靜雯博士出任總經理發布單位：台灣神隆 發布日期：2011/11/28為爭取中國大陸快速成長的醫藥市場商機，以及作為歐美客戶在中國之供應樞紐，提供進口製劑及原料藥的採購及出口服務，台灣神隆於上海正式成立另一子公司：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司(ScinoPharm Shanghai Biochemical Technology, Ltd)，並指派林靜雯博士出任上海神隆總經理一職，擔負起開拓中國市場的重任，林博士仍將同時擔任台灣神隆業務發展中心副總經理職務。上海神隆生化科技公司日前正式取得公司營業許可，公司業務內容以提供包括原料藥、中間體、製劑等產品之代理、銷售、進出口等為主，除作為台灣神隆與神隆醫藥開發中國市場之基地，並代理銷售自行生產之原料藥或中間體外，上海神隆亦可代理銷售中國大陸其他業者原料藥產品給國外客戶。由於長期與國外客戶合作，神隆對於客戶需求相當清楚，不僅國際藥廠可透過上海神隆在大陸當地市場搜尋採購所需之原料藥品，中國大陸其他合作業者同樣可藉由神隆遍布全球廣大客戶群所構築的行銷通路，將其原料藥產品銷至國外。我們在國際行銷上的優勢也突顯上海神隆樞紐的獨特性。除原料藥之外，在建立歐美客戶於中國之供應樞紐的角色上，上海神隆也針對中國市場對高品質藥品增加之需求，提供國外製劑客戶產品代理進口、註冊等加值服務，計劃成為全面的供應樞紐以使雙方合作更形穩固。上海神隆辦公處所設址於上海市區，鄰近虹橋機場，國際客戶洽商相對便利。林靜雯博士畢業於中興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後，赴香港理工大學續攻讀取得化學博士。1999年加入神隆，歷任行銷業務資深經理、處長職務，任內陸續建立團隊及產品銷售機制，為公司業務之發展開拓有深厚貢獻。上海神隆生化科技公司正式成立後，林靜雯博士將負責推動神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業務發展，由於中國已是全球第三大藥品市場，當地業務的拓展對公司營運成長乃至於全球佈局深切連動著。咸信以林博士多年來主管公司業務發展及市場行銷的優異表現以及豐富的產業經驗，將帶領上海神隆團隊做更大的發揮，並統合公司在兩岸及全球的銷售法規資源，加速神隆全球業務版圖之持續擴展。
提前退休???….馬海怡!!
台灣製藥業教母馬海怡閃電退休 震撼生技界2014-07-02 Web only 作者：謝明玲 7月第一天，台灣生技界傳出震撼消息。台灣規模最大的原料藥廠、原任期到明年6月的台灣神隆總經理馬海怡，宣布提前退休，結束17年任期。月中，董事會將選出新任總經理。 7月第一天，台灣生技界傳出震撼消息。台灣規模最大的原料藥廠、原任期到明年6月的台灣神隆總經理馬海怡，宣布提前退休，結束17年任期。月中，董事會將選出新任總經理。「心情有點像是小學生，快要放暑假的感覺，」馬海怡在消息宣佈當天晚上接受《天下》訪問時笑說，退休規劃了很久，宣布此刻，心情很平靜。外界卻比她更激動。這一天，她的簡訊、電子郵件、電話不停。就連貼身秘書也是前一天才知道消息的台灣神隆同事，許多紅了眼框。馬海怡重情開朗，許多公司同仁都跟了他十幾年。除了是戰鬥伙伴，因為她隻身在台，同事有好吃好玩的，一定叫上她，更像朋友。從南科東北角，原是一片甘蔗田開擘起的台灣神隆，已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原料藥廠。2012年台灣原料藥出口近63億，台灣神隆就佔了其中7成。他們專門切入如癌症等高門檻、高附加價值的原料藥，成為全球10大學名藥廠的關鍵伙伴，更被譽為「生技界的台積電」，市值達500億、是台灣上市櫃生技公司的十二分之一。從田間草創、苦虧8年到今日，馬海怡是神隆起飛的關鍵人物。台大化工系畢業，馬海怡在回國創業前，是美國辛泰製藥（Syntex pharmaceutical）的生產與技術移轉副總經理。1995年，47歲的她與4位同事回台創業。她帶著團隊拜訪各大集團籌措資金；在廠房還沒有蓋好，就戴著模擬圖照片，四處拜訪客戶做生意。去年，台灣神隆營收首度超過50億元，稅後純益達12億，都是歷年新高；大陸常熟廠也才在去年底落成。 神隆還在持續打造飛翔的豐盈羽翼，但領航者已想交棒給下一人。「你會去想什麼時間點是最好，但沒有一個時間點是完美的，」馬海怡說。剛回國創業時，馬海怡覺得應該不用做太久。但從帶著神隆熬過8年不賺錢、到補齊虧損，到上市，到穩定股價，每一階段總有不同目標。一晃，就是17年。這段時間，她的家人，包括先生、母親、女兒、孫子都在美國。從孫子生日、母親節、感恩節，馬海怡幾乎是每個月飛一次美國。女兒家中還裝了6支攝影機。她總要等到晚上10點，美國早上7點，看到小朋友起床，才滿足上床睡覺。 馬海怡特別割捨不下的是獨自住在加州、91歲的母親。「我享受這麼好的機會唸書、做事，追求自己的夢想，實在太被寵壞了。」儘管還會續任董事，但少了馬海怡的台灣神隆，能否維持強勁的成長力道？少了馬海怡穩舵的台灣神隆，將走向何方？「現在的神隆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馬海怡很有信心，台灣神隆不會受到自己離開的影響。首先，她認為各部門經營團隊已經成熟，與董事會也有默契，溝通良好。她舉例，神隆初創時她邀請了5、60個國外顧問來協助建廠，現在台灣的專業經理群卻都已成熟，反而已能夠去協助建置常熟新廠。她從創業時就開始接班計畫與人才培養。台灣神隆創立自己的EMBA，每3年一期，一期20～25人，一批批培養起管理生力軍，第一年受訓的同事，現在都已經是公司的副總經理。 其次，她也已經帶著團隊，定出了未來5～10年的目標，許多重要投資案也已經是進行式。特別是，製藥與生技產業需要長時間佈局。10年後要收成的果實，必須現在就播種，且中間不能三心二意。她點出未來神隆的三大重點新策略：第一，神隆原本就是做高門檻、難做的原料藥。未來他們還要往價值鏈上游走，切入獲利比原料藥更高的製劑，跟國外的學名藥客戶聯手銷售。第二，神隆將持續耕耘癌症藥物的特殊劑型，如改善副作用、提升藥效等。最後，他們甚至計畫作癌症的新藥，從現有的藥修正分子結構，讓藥品更有效、副作用更低。「原料藥是我們的最好武器，」馬海怡說，過去17年精研原料藥的本領，就是台灣神隆發展戰略的最好底子。
林神隆?!
馬海怡愛公司 想幫同事孩子命名神隆 2014年07月08日 04:10 杜蕙蓉 幾乎成為神隆門面的馬海怡，不僅將人生精華的歲月留在神隆打拚，馬海怡更是到處想讓神隆的名號到處散播。她說，自己很擅長命名，因此，公司很多人都想請她幫忙，業務副總經理林靜雯夫婦是神隆創立後，公司第一對結婚也第一對生小孩的夫妻，由於林靜雯和先生都姓林，她就為他們的小孩命名「林神隆」，不過，這個名字沒有獲孩子的父母同意。馬海怡表示，創立神隆時，她以為只會工作3年，等案子結束就能回去美國。但是，馬海怡沒想到，當時大環境不好，公司成立後，卻一直在虧損，為了負責要努力讓營運虧轉盈，更不好意思說要回美國，期間一度還認為自己回不去。後來神隆即使7、8年後賺錢，但因還要彌補虧損，且要準備掛牌上市，因此就一直沒能回去美國陪家人。沒有想到，自己17年來就一直和神隆長相廝守。馬海怡表示，神隆就很像自己的孩子，離開很捨不得，但是她已經在家裡缺席太久，現在是應該要回去陪伴家人，但以後還是會常常回來。
神隆 總經理 陳勇發(研發)出馬/ 林靜雯(業務) 呼聲高
陳勇發8月升神隆總座 2014/07/10 23:04:55 （中央社記者羅秀文台北2014年7月10日電）原料藥大廠台灣神隆(1789)今天召開董事會，通過總經理馬海怡31日退休卸任後，總經理職務由研發中心資深副總經理暨研發長陳勇發升任，8月1日正式生效。台灣神隆表示，陳勇發來自台南市佳里鎮，1998年神隆剛成立時即進入公司服務，迄今逾16年。期間曾任研發處長，開發神隆第一項原料藥產品，之後晉升資深處長，負責多項產品開發。2003年升任前瞻技術開發副總經理，進行多項平台技術包括多核醣體、胜肽的研究，為神隆技術發展奠定基礎，表現優異。陳勇發2006年出任神隆昆山子公司營運長，派駐昆山的5年期間，成功整合當地資源，協助研發與中間體生產活動的進行，為母公司提供有力支援之外，也培養一支在地的專業團隊，成為神隆大陸常熟廠主要團隊的骨幹。2009年陳勇發出任神隆研發副總經理職務，負責統領兩岸研發團隊，持續強化神隆在尖端技術的探索能力及產品開發的技術實力。2012年升任研發中心資深副總經理暨研發長，領導神隆產品及技術開發的策略及執行，持續為神隆營運提供成長動力。神隆表示，歷年來神隆所有原料藥產品均在陳勇發親自參與或督導下開發完成，他領導的團隊曾獲頒智慧財產局發明創作獎、工業局創新企業獎、中國化學會年度技術特獎、衛生署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以及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傑出創新企業獎等獎項。台灣神隆董事長鄭高輝表示，經過10多年來的努力，神隆在優質原料藥研製的供應能力，已在國際市場穩佔一席之地。陳勇發是公司資深員工，多年來對神隆成為世界一流的專業原料藥研發製造公司有積極貢獻。身為經營團隊的一員，也參與神隆經營策略的制定推動。隨著神隆垂直整合佈局至下游製劑，公司將繼續借重他在研發領導及營運管理上的專業與經驗，引導公司同仁在既有的成功基礎上持續創新，加速拓展產業鏈中具高附加價值的領域，為神隆開創新的里程碑。陳勇發畢業於東海大學化學系，並擁有台灣大學化學碩士、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化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從事藥物化學博士後研究。加入台灣神隆前曾於中油煉製研究所任職7年，相關產業經驗超過25年，個人擁有國內外專利發明10件，所負責團隊共獲得國內外專利發明逾42件。
馬海怡：神隆明年營運大爆發【經濟日報╱記者黃文奇／台北報導】 2014.07.08 03:17 am 台灣神隆總經理暨執行長馬海怡昨（7）日表示，將啟動菁英接班計畫，本周四（10日）董事會將決議、公布新任總經理人選。她預期，神隆最快明年兩岸針劑廠將投產，屆時營運將「大爆發」。業界指出，觀察神隆的企業文化，新任總經理由內部人員接任機率大，旗下「五大副總」將列首波接班梯隊，其中又以業務發展副總林靜雯呼聲最高。馬海怡昨天主持總經理卸任前感恩記者會，對於離開一手創辦的台灣神隆，外界有諸多揣測，她強調，由於已屆退休年齡，希望多陪家人，但未來仍將繼續擔任董事。新人事案將於本月底生效。台灣神隆成立於1997年，是馬海怡與幾位元老共同創辦，目前在全球抗癌原料藥領域位居龍頭，全球前20大藥廠都是合作夥伴。其中泛統一集團為大股東，持有股權超過六成。神隆也是統一集團在食品、貿易、零售、包裝等投資領域外的第五大事業體，今年市值突破600億元。業界分析，神隆有完整的接班人制度，且抗癌原料藥從研發、生產到行銷均屬專業領域，統一雖為大股東，總經理人選仍將以內部接班的可能性較高，且以五位副總為優先人選。這五位副總包括研發副總陳勇發、生產副總鄭國喜、財務副總周珮芬、行政副總顏宗榮、業務副總林靜雯。【2014/07/08 經濟日報】
管理團隊台灣神隆公司之經營團隊陣容堅強，研發、管理、技術、專業經理人多具有20年以上國際藥廠操作、經營之實際經驗
高清愿統一集團總裁，企業經營管理經驗40多年。
鄭高輝鄭高輝 | 董事長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統一企業常務董事，以卓越的企業經營著稱。
馬海怡, 博士 | 總經理 & CEO | 共同創辦人 美國李海大學物理化學博士。Syntex 製藥公司技術部所長、副總經理，相關產業經驗超過30年。
陳勇發, 博士 | 研究發展中心資深副總經理暨研發長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化學博士。中油煉製研究所及相關產業研發經驗超過25年。
鄭國喜, 博士 | 生產中心副總經理 | 神隆醫藥(常熟)總經理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國喬石化及製藥產業生產管理相關經驗超過20年。
林靜雯, 博士 | 業務發展中心副總經理 | 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香港理工大學化學博士，具有醫藥產業研發及行銷相關經驗近15年。
周珮芬 | 財務長暨企劃副總經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工商管理碩士、南加州大學會計學碩士。具20年國際財務專業資歷，所服務之企業均上市公司，分別在美國那斯達克、香港或台灣等地上市，同時具有臺灣、美國和中國執業會計師的資格。
顏宗榮 | 行政管理中心副總經理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統一企業集團成本會計及財務企劃相關管理經驗近30年。
化療伴隨之自體免疫性肝炎 (Autoimmune Hepatitis)診斷&治療
Autoimmune Hepatitis Edward L. Krawitt, M.D. N Engl J Med 2006; 354:54-66January 5, 2006 Autoimmune hepatitis is a generally progressive, chronic hepatitis of unknown cause that occurs in children and adults of all ages. Occasionally, it has a fluctuating course, with periods of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ctivity. The diagnosis is based on histologic abnormalities,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findings, and abnormal levels of serum globulins, including autoantibodies. Since the first descriptions of this disorder more than 50 years ago, many labels have been applied, but "autoimmune hepatitis" has been accepted as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least redundant term. Variant, overlapping, or mixed form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 that share features with other putative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s,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and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occur as well. The distinctions among these disorders at present are necessarily descriptive.It remain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autoimmune hepatitis from other forms of chronic hepatitis, because a high percentage of cases respond to antiinflammatory or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or both. Although appropriate management can prolong surviva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void the need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nsiderable therapeutic challenges remain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order.
Hepatotoxicity of Chemotherapy The Oncologist April 2001 vol. 6 no. 2162-176 Paul D. Kinga and Michael C. Perryb After assessment of tumor histology, the next important factor to consider in the selection of a chemotherapy regime is organ function. Patients who are to receive chemotherapy require careful assessment of liver function prior to treatment to determine which drug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and which drug doses should be modified. Following therapy abnormalities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may be due to the therapy rather than to progressive disease, and this distinction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Furthermore, not all abnormalities in liver function are due to the tumor or its treatment, and other processes, such as hepatitis, must be kept in min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epatic toxicity of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and suggests dose modifications based upon liver function abnormalities. Emphasis is placed on agents known to be hepatotoxic, and those agents with hepatic metabolism.
Biologic Response Modifiers
Recombinant α-interferon is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hairy cell leukemia, multiple myeloma, non-Hodgkin's lymphomas, AIDS-related Kaposi's sarcoma, and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Its use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aminotransferases, which clears with discontinuation of therapy [121-124]. At high doses (>10 million units daily), hepatotoxicity may be dose-limiting [125, 126]. At lower doses, the drug is used to treat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The only evident hepatotoxicity in this population is the exacerbation of unrecognized autoimmune hepatitis [124, 127]. Interleukin 2 (IL-2) is used in the therapy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and melanoma. Man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rapy with IL-2 experience elevations of serum bilirubin in the 2 to 7 mg/dl range due to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128]. Elevations of AST, ALT,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hypoalbuminemia and prolonged prothrombin times are also frequent. IL-2 activates Kupffer cells and induces leukocyte and platelet adhesion to hepatic sinusoidal endothelium, with subsequent impaired sinusoidal perfusion and hypoxic damage [129]. Reversal usually occurs within several days after the cessation of therapy.
124. Kirkwood JM, Ernstoff MS. Interferons in the treatment of human cancer. J Clin Oncol 1986;4:336-352.
125. Quesada JR, Talpaz M, Rios A et al. Clinical toxicity of interferons in cancer patients. J Clin Oncol 1986;4:234-243.
126. Figlin RA, DeKernion JB, Maldazys J et al. Clinical and phase I-II studies: treatment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alpha (human leucocyte) interferon and vinblastine in combination. Cancer Treat Rep 1985;69:263-267.
127. Garcia-Buey L, Garcia-Monzon C, Rodriguez S et al. Latent autoimmune hepatitis triggered during interfer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Gastroenterology 1995;108:1770-1777.
129. Nakagawa K, Miller FN, Simds DE et al. Mechanisms of interleukin-2 induced hepatic toxicity. Cancer Res 1996;56:507-510.
Guidelines for Therapy of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Hiromi Ishibashi, M.D., 1 Atsumasa Komori, M.D., 1 Shinji Shimoda, M.D., 2 M. Eric Gershwin, M.D.3 Disclosures Semin Liver Dis. 2007;27(2):214-226.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sometimes arises as an acute but more usually as a chronic hepatitis characterized by autoimmunologic features, generally including a high serum γ-globulin/immunoglobulin G (IgG) concentr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disease-specific circulating autoantibodies.[1,2] AIH is characteristically responsive to corticosteroid therapy, and the prognosis is good as long as appropriate management is performed.[1,2] The majority of AIH patients show an amelioration of symptoms with anti-inflammatory or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n improvement in serum aminotransferases, bilirubin, and γ-globulin/IgG levels and histological findings. The life expectancy of correctly treated patients can approach that of age- and gender-matched controls.[3]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tage of the disease ( Table 1 ). The treatment of AIH has three components: (1) specific therapy, namely anti-inflammatory/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2)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rticosteroid side effects; and (3)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irrhosis-related complications ( Table 2 ). We discuss therap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uidelines promulgated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AASLD) for the treatment of AIH.[4] The guidelines are accompanied by a rating, I to IV, based on the weight of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Treatment should be instituted in patients with serum aminotransferase levels greater than 10-fold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Rating, I*). Patients with serum aminotransferase levels that are fivefold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in conjunction with a serum γ-globulin level at least twice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should be treated (Rating, I). Histologic features of bridging necrosis or multiacinar necrosis compel therapy (Rating, I). Patients not satisfying the criteria in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oregoing three items must be individualized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clinical judgment. The presence of interface hepatitis without bridging necrosis or multiacinar necrosis on histologic examination does not compel treatment (Rating, III). Symptomatic AIH should always be treated. However, the choice of drug and dosage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based on the severity and activity of the disease as judged by symptoms, degree of elevation of serum aminotransferases and γ-globulin/IgG, histological findings, and potential side effects of the drug(s) considered for use. Prednisone, in combination with azathioprine, is the preferred initial treatment because of a lower frequency of side effects (Rating, II). Corticosteroids are the key drugs used in the anti-inflammatory/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for AIH as shown in the 1960s.[5] Despite the AASLD recommendation, a sufficient dose (0.5 to 1.0 mg/kg body weight) of prednisone (or prednisolone) alone may be sufficient and result in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histological improvement and thus remission of AIH. Azathioprine is usually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predniso(lo)ne, as specified in the AASLD recommendation, and is expected to confer a steroid-sparing effect. Although combination therapy of azathioprine with corticosteroid has not been directly compared with corticosteroid alone in large controlled trials with long-term follow-up, there are data that suggest that the combination regimen and corticosteroid-alone regimen have similar efficacy.[5,6,7] However, considering therapy over the long term, which is virtually lifelong in some patients, supplemental treatment with azathioprine seems wis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