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啟惠：朱敬一入閣有助科技產業化
2011-02-11 中國時報 【謝錦芳／專訪】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內定接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人事迄今未定案，中研院院長、行政院首席科技顧問翁啟惠表示，朱敬一做事積極，做人直爽，分析能力極強，對事情看法深入，是相當難得的人才，若能入閣貢獻專長，可為行政團隊帶來新氣象。 翁啟惠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一個比較進步的國家，科技研發與產業之間有密切關連性；遺憾的是，台灣的科研與產業之間距離非常遙遠。他認為，目前很重要的一項任務是將「科技產業化，把知識變成經濟。」 對於台灣科研與產業之間缺乏銜接的問題，翁啟惠憂心忡忡表示，這在生技方面特別嚴重，至於電子業較沒有問題，但電子業偏重在代工業務，欠缺關鍵性技術；如果台灣要走向知識經濟，就必須面對問題，積極檢討，以落實科技產業化。 翁啟惠認為，科學園區發展迄今相當成功，但多數由國外引進技術，很少是國內自主研發成果而加以產業化，這是台灣迫切要加強的，須由主管科技的相關部會單位共同來努力。 「學術界不只發表論文就好，還必須努力在制度與環境面加以改善，讓研發成果帶來價值。」翁啟惠指出，經濟部主要推動成熟技術的產業化，至於尚未成熟的技術之產業化，台灣必須加強。他說，朱敬一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看法，從經濟方面看產業發展，對於科技與經濟面的結合有很大幫助。 翁啟惠指出，朱敬一對於六大新興產業、兩岸關係、教育議題都非常關心，尤其對推動爭取優秀人才的「彈薪專案」、修訂科技基本法等出力甚多，他是一個非常有心且做事積極的人。 近年來朱敬一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許多評論，對政府施政提出針砭，翁啟惠表示，這是出自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儘管有些人有不同意見，不過，學者出身的他是就事論事。對於朱敬一即將入閣，翁啟惠表示，樂觀其成。
朱敬一封筆入閣 將與筆下的「Z咖」共事
【聯合晚報】 2011.02.02 內閣改組幅度擴大，中華經濟研究董事長朱敬一將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曾經是最年輕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秉持文人報國的理念，時時關切國家大小事，從教改到金改稅改再到兩岸經濟協議 (ECFA)，朱敬一不但能侃侃而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期待未來內閣運作中加入這位大師級人物後，能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即將入閣的朱敬一1955年次，台灣大學商學士，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著作等身，算是當今國內財經學界重量級學者。1989年返台擔任台灣大學教授，1999年到2000年擔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2000年到2003年擔任過中經院副院長，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上任後，2008年7月起接掌中經院董事長至今。朱敬一的研究領域包括人口經濟、法律經濟和財政學，具有濃厚使命性與滿腔熱血，雖然多次婉拒入閣，但教書、寫書和研究工作之外，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仍保持高度關切，尤其在教育、財經、司法等事件上都有獨到見解，並常常為文針貶時事見諸報章，筆鋒犀利文思泉湧，批判往往一針見血。觀諸朱敬一過去多篇專欄，就有多篇文章直指政府官員大多是「C咖」。他從吳揆的「大嘴巴條款」說起，指絕大多數不適任的官員問題都不是「大嘴巴」，而是「既無觀念、亦無理想原則」，只是知識與專業上的「C咖」。他甚至還在去年底一篇文章，批評一位財經官員建議設立「國際醫療基金」，指其蒙蔽資訊、欺瞞長官，根本是「財經昏官」、「Z咖」。如果朱敬一果真入閣，未來豈非「A咖」對上「Z咖」？朱敬一文采洋溢，展現鴻儒氣勢，相當受到總統馬英九的信任，但對於政府的政策也絕對不是全盤接受，例如稅改大降富人稅，朱敬一持保留態度，甚至為文批判。這樣一位會「唱反調」的人進入內閣，未來是否牽動內閣運作，朱大俠要堅持己見或是委屈妥協?朱敬一文章最後一次見諸報端是1月24日聯合報，標題為:朱大班的最後評論，文章最後提到農曆年後他在報紙的若干專欄將封筆，這篇封筆之作的出現時間點對照入閣時機，朱敬一似乎早已在文章中預告他將入閣。
朱敬一：朱大班的最後評論
【聯合報╱朱敬一】 2011.01.24 在李明博剛接大統領時，曾經提出ＣＥＯ接閣揆的訴求。其實不只是總理一職，若將國家比喻一家公司，則人民是股東、立法院是董事會、內閣是經營團隊，而內閣裡有許多部會首長，都可以類比為公司裡的某一職務。既然坊間有人想找公司ＣＥＯ做閣揆，那麼自然也會有人想找念財務出身的人做財政部長。我在此文中要從五點切入說明：國家與公司的類比有其限度，而搞企管財務的人往往不適合做財政部長。一、公司幾乎所有的支出都是為了牟利—人事費是為了聘能夠賺錢的人、買機器是為了生產營利、租店面是為了零售營收。在「一切為賺錢」的大前提之下，公司財務長找錢融資的原則就很單純：尋找最低的資金來源、減低公司的財務風險。但是國家則不然；國家的財政支出有絕大部分是沒有收益能力的—社福、國防、環保、文教，每項都很難從支出衍生收益。公司財務長評斷支出是否允當只要比一比內生報酬率（ＩＲＲ），但國家財政部長評斷各項社福或減稅政策，就得有相當的社會科學專業訓練。二、對公司而言，股東是「匿名」的，平地股東與山區股東並沒有任何不同。但是國家有職責要提供中低收入者社會福利、健康保險、學費補貼等，而由於中低收入者無力負擔，故前述這些支出必須要來自於社會上較有錢的家庭。簡言之，國家的財政收支背後，有非常強烈的所得重分配功能，但是公司財務長卻完全不必有「股民之間財富重分配」的考量。三、公司向外借錢，期滿就必須還本付息，否則債權人就可提起清償之訴，必要時法院可以依破產程序處分這家公司。但是當國家向人民發行公債時，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借新還舊。就算債務偏高或信評下跌，很少有國家會真正面臨破產。而且即使政府破產（如加州），主政者也幾乎沒有責任。準此，公司財務長比較會對公司債務謹慎，但國家財政部長通常卻不會對信評敏感，而政客更是對財政赤字視若無睹。四、在公司之內，基本上是不講民主的；財務長下令，財務與稽核下層部屬就只有服從的分。在國家則不然。不要說財政部長，就算是總統，全國上下也有得是嗆聲之人。財長如果施政不當、經常劫貧濟富，則後果是怨聲載道，累積民怨。五、單一公司財務長端出一項政策，大概不太需要考慮廣大人民的反應，但是政府部會在制定政策時，都要考慮人民的反應與影響。例如，政府要對遊艇汽車課奢侈稅，大老闆原本是自掏腰包買車，現在車價因奢侈稅加徵而變貴了，他們就改由公司買。於是，所有的費用全部轉到公司股東身上。上有政策則下有對策是鐵的政治邏輯，不思對策而瞎搞政策，其後果注定是一事無成，甚至是天翻地覆。農曆年後，我在報紙的若干專欄即將封筆。值此「朱大班的最後一夜」，乃提出以上最後的評論。（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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