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學者十誡──對「學閥」現象的警惕與建議2015/02/09 作者:朱敬一最近幾個月，幾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多次被媒體點名批判為「學閥」。媒體所列事蹟包括佔位、掌權、要錢等等，尤其是在當事人依法屆齡退休之後。我在此不想對個案做評論，而要對「學閥」的產生與防制性規範，做一些建設性的釐清。記得十幾年前楊振寧先生八十大壽，中央研究院幫他擺一桌壽宴。我在席間問他：「楊先生，八十歲做研究與廿歲做研究，感覺有什麼不同？」他回答：「我覺得自己八十歲時的思考推理，還是像廿歲時一樣銳利」；然後他喝一口酒繼續說：「可是現在思考只能持續半小時，廿歲時動輒一次持續十幾個小時不眠不休」。超級大師如此說歲月催人老，遑論旁人。楊振寧院士所述與一般人理解相當：每個人腦力體力隨年齡下滑是極其正常的。現實社會中當然有人七老八十精力依然充沛，這種例外雖然有，但是機率都不高。我們固然不可能找到一個年齡做精力、能力盛衰的絕對切分，說超過X歲就絕無能人；但是若說「七老八十的人能力下滑者眾、生猛依舊者少」，這鐵定是正確的論述。因此，在公務預算彼此排擠的前提之下，國家制定法定退休年齡，以便將更多資深人事支出用於資淺新血的培育進用，是絕對合理的。明乎此，屆齡退休者就算自認為生猛依舊，也該尊重制度，收斂節制。有些人常以美國的情況來評論台灣，在此當然要做個對比。美國有禁止年齡歧視雇用的法規，稱為ADEA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禁止雇主用年齡做強制退休的規範。此外，在1993年，美國最高法院也裁定，ADEA也適用於擁有長聘（tenured)的大學教授。故自1993年後，美國各大學沒有辦法用年齡強制老教授退休，只能用「排不重要的課、提供優退條件、安排角落研究室」等其他撇步或奧步，誘退或勸退或逼退年事已高的教授。既然「年越老力益衰」是生理上、統計上的必然，以年齡切分退休就不是一個絕對對或絕對錯的問題，而要視環境而定。以下我就要說明，在美國也許依年齡強制退休的規範被視為沒有必要，但是在台灣或華人社會，這樣的規範卻絕對有其必要。大致而言，依人事管理理論，我們可以把職場上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制度分為兩類：其一是「功勛制」（merit system) ，表示組織裡誰的能力強、績效佳、發表文章好，他的權力就比較大、所獲資源就比較多。其二是「資深制」（seniority system)，表示組織裡誰資深，他的權力就大、資源就多。美國當然是比較功利、比較不講「敬老尊賢」這一套的社會；他們的組織中若是有年紀大但功勛不怎麼樣的老賊，組織文化也會比較尊重功勛卓越的年輕人，不會放任老賊指頤氣使。但是相反的，像台灣這樣的華人社會，我們太習慣於敬老尊賢，基因裡對於「老長官」、「老師」、「老部長」、「老前輩」、「老主委」有莫名其妙的禮敬。於是，即使這些老前輩能力、實力、體力都不怎麼樣，甚至有些令人討厭，台灣的組織文化還是容易縱容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老前輩稍微死皮賴臉一點，就會使組織走向沒有效率的資深制，不利進步，更不利競爭。因此，即使在功利主義的美國沒有強制退休的必要，但是在台灣卻是絕對需要。我自己今年也近六十，也接近「老賊」之群，故前段對強制退休的論述，恐怕不久就要適用到自己。像我這樣的「準老賊」，已經能充分體會年輕人對我的禮敬與退讓。假若我真的要需索什麼好處、強佔什麼空間、主宰什麼人事，老實說年輕人不容易攔住。明乎此，我就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節制、收斂。六十歲的準老賊都有這樣的威力了，七老八十的正港老賊，當然更該警惕。最近，台大某學院找我主持一個講座，我答應了，也都已經開始準備了，後來因為八十幾歳的現任講座說「我還不累」，院長就只好要我停開，還頻頻致歉。台灣社會對於已然退休、不知收斂的老人家，都如此包容。如果沒有強制退休，那還得了？除了年齡與體力腦力的負相關之外，年齡也常與創新的膽識負相關，所以年紀越大的人越不會、不敢有突破性的點子。一個學研機構如果有非常明顯的、賴著不肯實質退休的大老，通常年輕人都會受他們的影響、看他們的臉色、迎合他們的批評。台灣的學研體制如果要創新突破，就一定要從「大老永不退休」的舊環境中掙脫出來。以上講完了制度理論，接下來再做一些對自己將來退休之後的警惕。這些警惕能不能算是給那些被批為學閥者的建議，那就強求不得了。一、在心態上，要了解：任何形式的延長聘任都是特權（privilege)，而不是權利(right)。特權是別人的恩給，一旦開口明示或暗示，就是羞恥。二、70歲以上，不再擔任任何資源分配的委員會或審議會的委員。年輕人能人輩出，不要用「幫年輕人忙」做藉口。他們不見得喜歡我們幫忙，而且多數情況是討厭我們干擾。三、做為公立學研機構的教研人員，到了70歲法定屆齢上限，就應該退休，不要再用任何理由、以任何白手套經費、用任何特聘、約聘、特約碗糕的名義在公立單位繼續受聘。白手套自己以為看起來一切合法，但是別人都知道是國王新衣，欲蓋彌彰。四、屆齡退休之後，不再擔任任何大學校長的教育部派遴選委員。如果某大學真的覺得你是社會公正人士，他們自然會來敦請。五、屆齡退休之後，不再過問任何人事，尤其是自己的學生、部屬、合作者、故舊、門派，一律皆應迴避。六、屆齡退休之後，退出所有的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評鑑委員會等「太上」組織，給現在的晚輩領導人更大的空間。七、如果有些職位沒有年齡限制，但是只要它與體制內的權力運作相關，就要避免。權力就是權力，繞一圈體制外看似合法，但是外人都心知肚明，甚至有更為不堪的批評。八、不用任何理由佔用任何體制內的資源，包括辦公室、宿舍、研究室、實驗室、停車位、研究計畫共同主持、櫥櫃、電腦、圖書、手機等。所有體制內資源都是體制內的人才能用，付不付費皆然。九、屆齡退休後有極重大特殊性者（例如諾貝爾獎得主或其他等同榮譽）可以續聘，那是極度例外，必須要在有正式法制規範的前提下始得為之。不符這些規範，就不應該覬覦。十、屆齡退休後既然連搶資源都不應該，當然就更不應該推薦班底去爭取政府或學校掌握資源分配的位子，暗地揮舞自己的影響。一樣，這都是國王新衣。以上這十點，我認為都該是知識份子的自我要求。不論是西方或華人社會，知識研究者的社會聲譽都很高。我們珍惜這樣的社會期待，就該有更多的自律與自省。我希望學術界的事，最好不要靠輿論壓力或立法院附帶決議來解決。走到那步田地，知識份子就失去格調了。太陽花學運時有些教授在問「我們有沒有把學生教好」，而現在，有不少學生都在看「教授們有沒有把自己教好」。教育就是「求其放心」；當然要先尋己心，才能幫助學生尋其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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