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泮池事件) 關係 的 維持 和 累積 ?!

王浩威：楊泮池事件──台灣式民主的示範 2017年01月10日00:08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台灣雖然自稱是進入民主時代的政體，但在這個島嶼上一切事務的運作，每一任新執政的政黨、新上任的總統皆信誓旦旦的民主和法治，在真實的世界裡，究竟又有多少影響力？楊泮池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2016年11月以來，台大生化所教授郭明良研究團隊的論文造假事件遭到逐一揭露（而且事發後仍繼續揭露，未來可能也還有更多未爆彈），台大校長楊泮池本身不只是郭明良的督導主管，甚至還是多篇掛名的共同作者。然而，楊泮池面臨這個應該早就引咎辭職的風暴，不只是不動如山，甚至還繼續以苦口婆心的溫柔形象面對媒體而達到轉移話題的效果。楊泮池是誰？他為什麼有能力達到今天的成就？這個問題，早在2013年當時台大校長遴選結果出爐的前夕，《天下》雜誌在2013-03-06出版的517期，編輯黃惠鈴就寫了一篇標題是「楊泮池 低調深沈、不得罪人」的「側訪」。所謂側訪，是因為當時「楊泮池本人更低調、再低調，拒絕《天下》採訪。」當時，這篇文章就提到楊泮池「EQ高、城府深、不得罪人」。所謂「EQ高」，這一次的論文風波，直到現在楊泮池面對媒體時還是能夠找到極有效果的平靜，就可以領略其中的一二。至於「城府較深」，「看不出喜怒哀樂」，文章是引用2012年發生的一件事：「台大新秀醫師林育誼（也是台大生化所助理教授），在醫學院辦公室內注射藥物自殺身亡的當天，生前剛約談過他的楊泮池，仍然神色無異，旁人察覺不出正發生大事。」而「不得罪」指的當然就是人際關係了。楊泮池先後經由國家衛生研究院創始院長吳成文（他是吳自美歸國後，所收的第一個博士班學生）和前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兩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提拔，成為資源豐富的一方之尊。（「根據國科會規劃，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劃，在民國一○○～一○五年，共計有一六七億元的經費。」）在這樣的影響力下，自然是有足夠的資源去廣結善緣，形成一層又一層的人際關係。台灣醫學界向來以自己過去優良的傳統，包括對台灣社會的民主運動等公平正義議題所扮演的高道德捍衛角色。然而，這些年來，台灣醫學界對社會的聲音變小了，更多的時候卻是對自己利益的捍衛。楊泮池選台大校長時，整個醫學界是相當團結的，連支持朱敬一的陳定信因此不斷被強調是挾私怨的；然而，這次的楊泮池事件，我們看到的卻是台灣醫學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持團結：沉默不語。台灣施行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之下，能夠獨立判斷的行事結果。然而，在台灣，就像許多社會心理學學者（例如黃光國教授）所提醒的，我們的社會不是西方式的個人主義社會，而是關係社會，以關係來決定自己的選擇。這幾十年來，台灣民主制度的嘗試，產生了一種新的體制：表皮是民主制度，骨子裏卻是關係主義。而且，在民主制度的結合下，每一次所謂的民主行為（拉票投票等等），都成為重新確認舊關係和努力增加新關係的機會。於是，包括政治選舉在內，政見越來越不是必要的存在，而是關係的多寡才是決戰之所在。這樣的情形，不只是在選舉，連是非的判斷也都是根據關係的多寡。而楊泮池事件，就是這樣的最好例子。當年，2013年，在台大校長六個人展開激烈的競爭時，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曾表示：「這個（新）校長要戴著鋼盔往前衝。要改革，把台大帶到下一個境界，而不是一個好好先生。」然而，最後是提出不癢不痛之政見的楊泮池當選了。這樣的情形就像目前的台灣，任何民主的制度所產生的都是沒能力作為的人，因為他們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他們擅長於關係的維持和累積，而不是任何任何有關進步的能力。而且，在這樣的民主關係主義中，有個性的人或有不同見解的人，反而被視為破壞關係的人，是不可能經由民主制度而產生。台灣式的民主，或所謂的民主關係主義，將讓我們繼續在原地打轉，走不出任何路來。楊泮池事件正是代表了台灣的學術相關領域的未來，一個沒有前景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