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文章／從浩鼎案看檢察官的上訴權 2019年07月23日浩鼎內線交易案歷經了2年的審理，2019年6月21日一審宣判，5名被告全數無罪。相較於同一事件衍生出的前中研院長翁啟惠被控貪污案，2018年12月一審判決翁無罪後，檢方罕見由檢察總長親自召開會議討論後，最後認為案件很難獲得改判的機會，決定「不要為了上訴而上訴」；而這次由士林地檢署檢察長朱家崎召開專案會議，仔細分析研議後，認為內線交易規範的是消息時間，非解盲後的結果，決定提起上訴，與先前放棄上訴翁啟惠被控貪污案無關。內線交易的立法目的是擔心資訊不對稱，導致投資人不進場，要處罰的理由就在於，重大訊息被少數人利用來牟利。浩鼎內線交易案主要問題就出在於，5名高層涉嫌從內部專家會議得知部分新藥試驗數據後，推估解盲成功機率「微乎其微」，在重大訊息公布前，搶先賣股避損，涉嫌內線交易罪。全案的重點在於解盲失敗是否屬於重大訊息？該訊息何時確定？法律對於內線交易規定的是「消息明確」。檢方認為新藥試驗過程是否順利是影響股價的重大消息，2015年8月28日，專家會議就已經知道「惡化人數未達289」，惡化人數未達預期，縱使當時解盲結果未定，但這個訊息本身就屬於影響投資人買賣的重大消息，所以重大消息已經明確。法院認為，知悉惡化人數未達289人，但未解盲前，並不知道惡化的人是在用疫苗組還是用在安慰劑組，若惡化人數都發生在安慰劑組，這樣試驗結果就是成功的；若兩組差異甚微或是惡化人數大多發生於疫苗組，試驗就會失敗，此種不明確的推論，與《證券交易法》中重大消息所要求的明確性要件不符合。這與翁啟惠的案子，關鍵在於其所取得浩鼎股票是否屬於中研院技術轉移的對價？要怎麼證明有無期約受賄的合意及對價關係的存在？兩案確實迥不相同。內線交易自1988年起始在《證券交易法》增訂刑罰，迄今雖有數百件內線交易案件遭起訴，但最後判決有罪確定之案件所占比率甚低，其關鍵乃在於，「重大消息」內容及成立時點的認定爭議頗多。內線交易雖數度修法，希望對於「重大消息」的內容及確定時點加以明確規範，卻因要件太過概括難以規範，每每徒勞無功，致使這兩個爭點在訴訟上都是檢辯雙方的攻防重點，也經常是判決有罪或無罪的關鍵。因此，士林地檢署研議後，或許認為尚有爭執空間才提起上訴。值得肯定的是，經過專案會議討論後才決定提起上訴，而非委由承辦檢察官的恣意決定，若檢察機關對於每件經過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件，都能經由專案會議或審查會審查後再決定是否提起上訴，而不是只有針對重大矚目案件偶爾為之，則必然能夠減少人民的訟累，增加人民對於法院判決的信任度。雖然檢察官的天職是摘奸發伏，但要定人於罪應該適可而止，不能窮追猛打，對於檢察權的行使該有所節制，否則就是權力的傲慢，缺乏同理心。實務上常見，起訴書僅了了數行，一旦經法院判決無罪，上訴書洋洋灑灑可達數頁，但人民為應付官司，多年來奔波於途，惶惶不可終日，纏訟多年後，最終雖然獲得無罪定讞，但檢察官卻不用負半點責任，這無異是另一種斲傷司法公信力的方式。民怨累積多了，怎麼期待人民再信賴司法！為杜絕恣意上訴，應該立法限制檢察官上訴。外國法例上，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有「禁止雙重危險原則」（double jeopardy)，對於被告一審無罪判決，檢察官是不能上訴的。現行《刑事妥速審判法》已有規定「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這不啻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實現，若能將此立法意旨加以擴張至限制上訴，才能使人民在無窮無盡的訴訟輪迴中獲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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