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院長施壽全：擱置廢死爭議 認真討論安樂死

2017年08月08日 施壽全／馬偕醫院院長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活著，其實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人想活著。在此大前提下，充滿生存慾念的靈魂，自然普遍抗拒死亡；雖然死亡無時無刻都在發生，但談論死亡仍屬隱晦甚至讓人忌諱，對於與死亡相關的種種概念與形式，歷來都是充滿爭議的課題。 但儘管如此，關鍵時刻仍有必要「打開天窗話死亡」，以免似是而非的認知，始終讓久存的問題找不著解決的出口。某個生命──通常是在此生命因故奪走其他生命的存在時，就會面臨是否需被終結的抉擇。歷史上，處理此類事件的機制相對單純，就是「殺人償命」或「一命抵一命」。然而，隨著文明、社群與人權主張的發展，深入分析，有人漸漸了解，許多悲劇發生的原由是多重的，所以處罰直接落在某個個人，並不能彰顯真正的公平正義。不過，要把如此的觀念推廣運用，癥結就在於，它是否能成為社會道德倫理的準則？在台灣，民意調查顯示，超過8成以上的民眾反對廢死。這個數字自然讓推動廢死受阻，但如何讓廢死行動暫時「死了這條心」，絕不應是情緒性反應，而是該依據客觀的道理；也就是說，台灣社會，對「公德」的體會，並未進步而成熟到在眾人內心，已把社會事件，當作是自己必須部分承擔的責任。大家普遍還是偏重自我，所以因果追究，「冤有頭、債有主」，仍是社會的共識。人們如果在自我定位上，是「社會成員」的感受，能逐漸提升到超越「個人中心」，才有可能推動廢死，否則在此之前，提《兩公約》或其他理由，都不具說服力；廢死討論在當前的文化與風氣下，應該擱置，以免浪費國家資源。「廢死」否定人有終結他人生命的權力，是人權光譜中的極端，「安樂死」則賦予此種權力，是另一極端。從客觀角度看，人在抵達自然死亡之前，有一段時間，醫學確實無法給予積極有效的治療；時間若短或許還好，但拖久了，就會讓當事人及其親屬，深陷身心飽受煎熬的痛苦中。雖然現在已在推廣「無效醫療」的觀念，也有「預立醫療自主計畫」及「安寧照護」等機制來減緩臨終前的折磨，但顯然能處理的範圍與深度仍極為有限。有人說，活著就有希望，但面對某些狀況，如此只是浪漫的憧憬：因為醫學雖然進步，但絕非所謂一日千里，在當前能力能及的極限內，就必須有在此極限內的處置方式。想立法在醫學上使「終結他人生命」成為合法行為，的確有會否產生流弊及倫理上的重大爭議，但任令失能生命或病人及其家人落入痛苦淵藪中，又何嘗不會讓人有道德與情感上的深刻愧疚？ 荷蘭、比利時、瑞士及美國某些州，安樂死都已合法化。最近《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有研究指出，荷蘭安樂死及以醫學方法協助終結性命，已從1990年2361人，增多到2015年4379人。國家老人愈來愈多，生命了結前，需要處理的狀況也將日益多樣與複雜化，勢必帶給所有家庭及整個社會更層出不窮的負擔，我們已沒有理由再漠視問題而繼續拖延，應該再把「安樂死」議題提出來，認真的好好的討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