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科醫生荒：難以彌補的20萬缺口 北京新浪網 (2016-03-10 18:25)2013年6月10日，廣東佛山，兒科醫生何小城下班了。他從前一天早上6時一直堅守崗位到第二天的中午11時。早上8點，60歲的劉曉雁的診室里已經擠著6名家長。她是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下簡稱：兒研所）皮膚科主任醫師，也是兒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專家。已經退休被返聘的劉曉雁每次出診都是特需號。在她的門外，仍然有至少100個病曆本和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患兒家長。而皮膚科的普通號有5位出診醫生，他們擠在4個診室里，每天需要面對的是一千多名患兒。2015年，兒研所的三百多名醫生診治了216.97萬名患兒；北京兒童醫院的就診人次則達到317萬。這兩家兒童專科醫院的工作強度折射齣兒科醫生的人才缺口。國家衛計委的數字顯示，在中國，0-14歲的兒童約佔總人口的20%，而目前兒童專科醫院僅有99家，占醫療衛生機構總數的0.01%。2014年，每1000人擁有執業醫師為2.12人，而每1000名兒童僅擁有0.53名兒科醫生。目前兒科醫師有11.8萬人，這意味著中國兒科醫生的缺口已達到20萬人。「累、窮、險是兒科醫生荒的原因。」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兒科主任王斌這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現在不是搶人才，而是搶人」早上8點是劉曉雁的上班時間，但她總會提前在7點半出診。在這間10平方米的診室里，兩位主治醫師坐在劉曉雁對面，作為她的助手。她們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才能完成一百多個患兒的診治。中日友好醫院副主任醫師許鵬飛在兒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讓他難忘，他清楚地記得，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他看了170個病人。28年中，許鵬飛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從下午4點半到第二天早上8點。每次值夜班的兒科醫生只有1位，高峰時，他要面對將近200個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開不了車，精神太緊張，太累了，踩油門都難。」許鵬飛只能在醫院睡一覺再回家。在醫院工作，意味著沒有8小時工作的概念。一些醫院的兒科規定，24小時值班的醫生，第二天上午還需要出門診，連續工作會超過28小時。「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當班也要轉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說，「我們都不算小時，只看有沒有時間休息。」而在兒研所，兒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時，內科一次連班則達到48小時。如今，許鵬飛不再上夜班，10個年輕醫生成為兒科急診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醫生同時懷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來，剩下的人就要彌補這個工作量。」2015年，許鵬飛有3個同事辭職，「壓力太大了」。但招聘兒科醫生卻一直是醫院的難題。2016年，中日友好醫院的兒科招聘來參加面試的只有1位。許鵬飛說：「現在不是搶人才，而是搶人。」醫院更願意招收有臨床經驗的臨床型博士，因為科研型博士需要醫院重新培養，經歷3年的輪轉期，3年內將無法出診，這意味著短期內難以減輕其他醫生的工作負擔。「現在我們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沒人來。」王斌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醫學院擴招本科，畢業生並不少，都說就業困難，但兒科反而招不到人。」醫藥英才招聘網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月底，兒科醫生的招聘需求較去年同比上漲18%。其中北京、上海、廣東同比分別上漲19%、23%、18%；二線主要地區，四川、江蘇則分別同比上漲22%、21%。兒科醫生的緊缺狀況在二、三線城市更為突出。2014年上半年，大連市公開招聘兒科醫生卻無人報考，大連兒童醫院一年內共有40多名兒科醫護人員辭職。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兒童才擁有1名兒科醫生；在內蒙古，每1000名兒童擁有的兒科醫生僅為0.17名……「七八年制的醫學生幾乎沒有乾兒科的，真正自己選擇兒科的比較稀有。」王斌說，「成人科挑剩下的、沒有好地方去的才去兒科。」1999年，醫科院校的兒科系停止招收本科，這被認為是兒科醫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協委員寫下聯名信，呼籲教育部恢復本科專業目錄中的兒科專業。如今，國家衛計委正協調教育部恢復兒科學專業本科招生，這將成為衛計委2016年的工作要點之一。2月24日，國家衛計委科教司副司長金生國稱：「針對兒科醫師緊缺現狀，將著力加強兒科人才培養，到2020年，力爭使兒科醫師達到14萬人以上，每千名兒童擁有的兒科醫師數達到0.6人以上。」然而，同樣不設本科專業的還有眼科、外科、內科、皮膚科等，卻沒有面臨相似的困境。醫生中還流傳著一句話：「金眼科、銀外科，千萬不做小兒科。」「醫學應該是全科教育。」不止一位兒科醫生這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並不認為不設本科是兒科醫生荒的主因。李昕是江蘇一所211大學臨床五年制的醫學生，在大專業分流時，學生要選擇臨床或兒科。李昕記得，當時一個三甲醫院的副院長為他們講解兒科醫生的職業規劃，學校也鼓勵學生選擇兒科，並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比如獎學金傾斜、優先保研，甚至這家三甲醫院願意100%接收兒科畢業生。「其實我當時有點心動，但別人都說傻子才選兒科。」最後，兒科方向的40人名額沒有招滿，將近200人選擇了臨床。「現在的問題是，就算恢復本科專業，人家也不來。最後變成分數不夠被迫去讀兒科有什麼意義？」王斌並不認為醫學院校招收兒科本科生能解決如今的困局，「這個職業不受待見，不受尊重，誰會來做呢？」
喊打喊殺的家長們 9點57分，工作將近4小時的劉曉雁第一次起身，她要為十幾個患兒做激光治療。「孩子一會兒還上課呢！」「孩子要驗血還沒吃飯。」「你們為什麼要加這麼多號？」焦灼等待的家長們開始抱怨。保安開始維持秩序，「看她的號不要著急，要拿出五六個小時的準備。」走廊里，孩子尖利、無休止的哭聲讓這裏的噪音一度達到高分貝，相當於站在一條無法聽清對方談話的馬路上。診室里，一個父親熱得撩起衣服，露出肚皮。有的孩子站到椅子上、甚至醫生的桌子上。「一天下來，腦子都是蒙的。」一位醫生說。兒科醫生長期面臨的是嘈雜、無序的工作環境，還有更為尖銳的醫患矛盾。「在外國，醫生不會在孩子哭鬧時看診，要等孩子平靜下來才行。」王斌介紹說，「在中國，孩子在哭家長都要一巴掌扇過去，如果我們讓孩子出去玩一會兒，平復好再回來看病，家長都不能接受。排隊的人實在太多了。」魏琪（化名）帶著孩子從安徽趕來北京，為了掛上劉曉雁的特需號，已經排了3天隊，他不得不交給號販子500元。早上8點就來候診，但直到11點也沒有排到他。在劉曉雁離開的一小時里，門外的叫號護士撐著太陽穴，看著面前幾十個病曆本說：「今天看得慢了，對你們負責才看得慢啊。」但依然有家長對她喊：「你們怎麼排的隊？病曆本兒都不動，是不是按照號走的？」為了挂號，這位家長前一天晚上12點就來到醫院。但在她之前，還有早就預約好的複診加號。一名穿過人群的醫生被患兒家長訓斥：「看著點，別碰著我孩子。」醫生沒有搭腔，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不算什麼。」另一位醫生粗略計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醫護人員被推過、打過，「這個數字還不夠可怕嗎？」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療危重症患兒，他們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醫學是不完美的科學，患兒離世，家長髮簡訊威脅「要殺你」。對他來說，面對喊打喊殺的家長已經習以為常。在許鵬飛眼中，風險最大的是發燒等變化快的兒科疾病。曾有一位患兒從發燒就診到離世只有3天時間，「看得越多，面臨的風險越大，出了問題沒人保護。」如今，許鵬飛希望能漸漸取消自己的門診，把重心放在治療過敏、自閉症防治等專業病上。兒研所宣傳中心負責人池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當出現醫生被刺、被打的新聞時，有的醫生甚至不願坐在背對門的工位上出門診。一名兒研所的保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見過吵架的、打孩子的、拚命給醫生塞紅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長。還有家長阻止醫生下班，「她為什麼下班？她有孩子嗎？」一位上海的兒科醫生在朋友圈寫道：「今天急診當值，被家屬吼了一句『你沒吃飯關我屁事』，開始沒什麼，後來寫著、寫著病史，發現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淚……」劉曉雁的一位同事複述這段話時，紅了眼圈。更加脆弱的是一位郊區二級醫院的兒科醫生，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場，因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對的是什麼。「上班前誠惶誠恐，心裏直哆嗦。」12點35分，在診室門口被家長抱在懷裡的孩子已經睡著。一個血管瘤患兒家長拿著孩子的照片衝進劉曉雁的診室。「好多人都是問一下、問一下，能排隊問嗎？」叫號護士沒能攔住他。一直笑容滿面的劉曉雁終於說了一句重話：「你們都說著急，然後就理直氣壯直接插進來。」這時已經是下午1點，還有9個家長抱著4個孩子擠在她10平方米的診室里。1點40分，護士走進診室，攔住還在排隊的患者說：「主任要吃飯了。」但20分鐘后，劉曉雁才結束了上午的看診。她坐進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個醫護人員擠在一起，往嘴裏塞了一口方便麵，此時麵條已經提不起來，這是護士1小時前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來的午飯。「兒科醫生不需要同情，哪個科室的醫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業都需要尊重。」劉曉雁說。可是，「這個行業、這個群體充斥著不被尊重的感覺。」許鵬飛說。1個月前，他終於決定不再為病人加號。「這樣看下去，有什麼意義呢？我再怎樣透支自己的身體，患兒也不會減少。」2015年，中日友好醫院兒科急診樓的玻璃被家長砸碎了。在成為一條簡短的社會新聞后，事情不了了之。許鵬飛覺得心寒，「砸就砸了，賠錢就完事了。」
「虧本買賣」雖然，「被承認的感覺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兒科醫生的付出和收入難成正比是醫生中繞不開的話題。2015年，王斌的科室創收九千多萬元，這在兒科幾乎是天文數字。「我們是院里的優勢學科，創收能力強，因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種治療手段和醫療設備，但醫生的勞力並不值錢。」有家長問王斌：「你年薪沒有400萬也得有300萬吧？」王斌苦笑著說：「我工作10年不吃不喝一共能有200萬吧。」50歲的王斌是正高級職稱，同時是碩士、博士生導師，如今年薪不到30萬。王斌和許鵬飛都工作了將近30年，至今沒能在廣州、北京買房。據醫藥英才網招聘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廣東三地兒科醫生的平均月薪分別為7317元、8907元和6893元。中華醫師協會兒科分會調查發現，兒科醫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兒科醫生的1.68倍，而收入只佔成人科醫生的46%。這樣的收入差距，讓年輕的兒科醫生向許鵬飛抱怨：「同學聚會都不敢去。」在以葯補醫的情況下，兒科用藥比成人科室少很多，也意味著兒科醫生的收入遠低於成人科醫生。譬如，一個止咳的氨茶鹼片，1歲以下的兒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則吃1片。2012年，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曾在全國衛生工作會上提出，2015年，所有公立醫院要全面取消以葯補醫，這將是「十二五」醫改需要突破的關鍵問題。而公立醫院的創收壓力仍在增加，「醫院院長每天早上醒過來，要是知道醫院虧本，他得自殺。」一位兒科主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醫療機構仍然難以做到「收支兩條線」。2015年，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兩會」上提出，雖然醫改目前實現了醫保廣覆蓋，但公立醫院80%的收入仍要靠醫務人員創收。「政府給醫院的支持不到醫生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根本體現不出公立醫院的公益性，也永遠不能做到醫藥分家。」在三甲醫院里，兒科在經濟上的貢獻率是最小的，幾乎是虧本「買賣」。一位三甲醫院的院長對兒科主任說：「我不求你們掙錢，別拖後腿就行。」醫生待遇低、工作強度大，患者就醫體驗差，醫患矛盾尖銳，這樣的惡性循環讓醫學生對兒科望而卻步。「如果兒科醫生不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窮巴巴、這麼辛苦，還要負這麼大責任，為什麼還做醫生？」一位三甲醫院的兒科主任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現在的醫改更強調覆蓋全民，逼著醫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務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來了啊。」王斌說，「如何吸引社會精英進入這個行業，讓這些醫生給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才應該是醫改的方向。」作為領導，王斌也會告誡年輕醫生需要「奉獻、艱苦奮鬥」，但他也知道，「僅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撐一個行業的長期發展嗎？」
難解的應對方案下午4點，中日友好醫院兒科門診的樓道里仍然擠滿家長。4個大人帶著一個孩子來看病，幾乎是標配。這讓醫生不得不花費更多的精力為4個家長答疑解惑。「每天面對這麼多人，難免有時候說話就簡單了。」許鵬飛說，「精力有限時，實在沒法加號，患者就說你沒有醫德。」2016年2月19日，北京市醫管局決定，市屬醫院將建立移動預約挂號系統，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單，由醫院統一管理加號許可權和額度。在劉曉雁看來，一些行政干預讓醫生更加為難。1月30日，針對「兒科醫生荒」，國家衛計委做出工作安排：「兒科醫務人員不足時，可以對高年資內科醫務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充實兒科醫療力量。」無論是內科醫生還是兒科醫生，都難以理解這項措施。「兒科醫生不足，內科醫生頂上，這不是公開讓內科醫生非法執業嗎？」2015年，國家衛計委發佈通知，要求在醫師資格考試中，對兒科和院前急救崗位從業人員，開展加試相關專業內容的加分考試，也就意味著兒科和急診醫生可以獲得降分錄取。「降低門檻只能讓人以為兒科醫生是成績最差，在醫生里是劣等的。」這樣的做法令兒科醫生心寒。不止一位兒科醫生如此抱怨，「主管部門覺得兒科不重要，可以被隨便替代，也可以降分錄取，好像我們可有可無，什麼人都可以做兒科醫生。」晚上8點，劉曉雁終於送走最後一位患者，關上了運轉將近13小時的電腦。而前一天，劉曉雁晚上9點才離開醫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護士。「年輕大夫想不明白，為什麼我要這麼（拚命）干。」劉曉雁說，自己不是沒有其他選擇。每周三，她也會在就醫環境更好的私人診所出診，在那裡她的出診費至少是兒研所的4倍，她有更大的辦公室和更安靜的診療環境。劉曉雁打了個哈欠繼續說：「因為我知道，還是在公立醫院能面對更多、更普通的患者。」2015年12月18日，兒研所的門診信息系統癱瘓了大約9小時，全部改成手工作業。醫生們自嘲：「電腦都累了，何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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