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國 看10年後製藥業的未來

2020年：我國制藥業的希冀與挑戰

醫藥網  : 2011-02-16  在全球制藥行業中，根據銷售額，中國目前位居第四，但是到2011年，中國將超過德國佔據全球制藥業的第三把交椅。目前最激進的預測是，在未來的10～15年，中國將成為全球制藥業的老大。  

來自二線城市的機會   作出以上預測的關鍵因素有哪些？首先，中國不斷增加的中產階級需要更好的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據波士頓諮詢集團最近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的家庭年收入超過9000美元以上的富裕人群到2020年將增長3倍，從目前的1.48億上升至4.15億。 未來20年，中國醫藥市場中增幅最大的部分來自於規模稍小的二、三線城市；目前這些城市尚不未世人所知，除了沿海的大型城市外，中國目前擁有約70個人口超100萬的二、三線城市。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趨勢，已經對藥品和醫療保健體系的分配產生了重要影響。對這種變化的預測將成為制定中國醫藥市場政策的關鍵因素。   "成功的關鍵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市場。與政府建立合作關係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醫生和患者的需求，從而為全面改善醫療保健產出的目標而努力，"默沙東公司中國首席戰略執行官MervynTurner如是說。 另一因素是，中國醫藥市場中諸如糖尿病、心臟病、肥胖等富貴病發病率逐年上升，這些疾病需要接受頻繁和昂貴的治療。由於這種疾病流行學的轉變，心血管系統疾病已經成為中國居民死亡的第一大殺手。這是由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西化（不健康的飲食、快節奏的工作、缺少鍛煉），快速的城市化（每年有2.3億農民工在城市裏工作和生活）、日益增加的生命期望值、老齡化人口的快速增長等綜合導致。據國家統計局，到2020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占到11.2%，2040年將達到22%。   在去年的一期《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對中國14個省和直轄市開展的廣泛研究顯示，目前這些城市的糖尿病患者人數將超過9200萬人，約占這些地方人口的10%。而那些空腹血糖受損或糖耐量受損的患者更多，達到了1.48億人。這一新的研究結果正在發出警報，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中國將面臨著實實在在的醫療保健挑戰。   據香港大學經濟學家郎咸平提供的資料，中國2009年國民消費總額占GDP的29%，這已經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而美國這一數字達到70%，即使是非洲國家也達到了50%。除了高存款率之外，中國國內低消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低收入。從中國GDP的分佈來看，收入占GDP的比值為8%，美國為58%，墨西哥為33%，而且絕大部分非洲國家也到了20%。   為了刺激國內消費，中國政府的"十二五"規劃中重要的一條是增加個人收入。這一舉措將對全球經濟帶來深遠影響，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物價和服務的價格也會隨之上升。對於那些依賴於中國廉價勞動力開展生產和服務外包的公司來說，在接下了的5～10年內，成本優勢將會不斷削弱直至最終消失。這點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制藥公司來說更加真實。在華外資公司需要對中國經濟的長遠變化有所預期，針對這些變化制定戰略，從而為自己找到在中國下一階段以創新為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位置。  

醫改得與失   近期內，我們將看到在藥品的銷售、定價和補償方面發生一些重要變化。 在中國的公立醫院和其他醫療保健機構，過去一直有這樣一種錯誤的舉動：總是優先或過度使用外國制藥公司價格昂貴的專利藥，而不是中國本土制藥公司生產的仿製藥。在中國，全國範圍內的公立醫院被授予藥品分配的賣方壟斷力，這些醫院的藥品銷售額占全國的75%，且藥品收入占醫院收入的60%～80%。在中國，藥品費用占所有醫療保健費用支出的43%，占中國GDP的1.9%，而美國藥品費用支出僅占所有醫療保健費用支出的10%。中國銷售額前100強的藥品占中國醫院藥品銷售額的一半以上。 而從藥品銷售獲得的利潤常用來補助其他醫療服務，這些醫療服務的價格相對較低，因為這些專業性的服務人為定價比較低。因此，患者經常需要接受不必要的藥品和治療。 中國的醫改藍圖主要是想改變這種偏差。在新的醫改方案中，醫院將不允許在藥品零售價格的基礎上再加價，但是目前對於這一政策給醫院造成的損失尚沒有彌補的辦法，因此，這一損失醫院只能通過許多新進入醫療保健體系的患者來彌補。 目前還有一種可能的方法來彌補這一缺陷，就是重構專業服務費用和對醫生及醫療研究機構的刺激機制，通過使用不同供應商的支付系統，包括在門診採用按人補償的模式，這種補償覆蓋了與診斷有關的一攬子服務的價格。但是，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和挑戰性的進程，需要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達成共識，這些相關方包括醫學專家、患者、管理機構和政策制定者。  

走向"中國創造"  醫改已經為中國生物制藥行業帶來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戰略。2005年，中國政府就出臺了"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旨在到2020年達到"創新驅動國家"的目標。2008年末，中國政府又出臺了76條具體的政策。 目前，中國自己培養的高素質科技人才還遠遠不能滿足需求，而中國的許多科學家已經在海外工作多年，沒有這些高素質人才，中國的創新政策將是一紙空談。為此，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新舉措吸引海外人才歸國。隨著經濟持續低迷，以及在美國和歐洲等地大型制藥公司總部的就業市場不景氣，這一策略已經初現成效。總的來說，在過去10年中，有約80000名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科學家回國，並在學術機構和企業工作。一大部分歸國人員是來自生命科學行業。 當然，這種情況也給西方制藥公司帶來一些威脅，尤其是從長遠來看。也就是說，這種情況將促進技術向中國本土制藥公司轉移，從而導致西方大型制藥公司的關鍵技術崗位被有效拆分，最終導致以中國為基礎的、全球競爭性的生命科學部門的成立。 在過去10年裏，中國制藥市場被仿製藥和傳統中藥所統治。中國在藥品研發方面已經被削弱，由於創新研究的基礎缺乏，而且沒有風險資本的投資和技術轉讓的平臺以及對新生物技術公司的支援。這種情況在許多方面都是如此。但中國正在積極改變，通過在關鍵行業投入大量政府資金，在一、二線城市建立大型的科學技術園區從而吸引人才和新技術。 但是，鑒於美國已經擁有一套高效的基礎設施，包括通過風險投資、大學許可支持新的技術以及數十年來培養的資本市場專家，期待這一切在中國幾年間就能做到有點不太現實。中國目前還沒有經驗豐富且已經取得驕人業績的風險投資方面的專家。 在生命科學領域，基礎研究正在由合同研究機構（CRO）所提供，主要包括本土以及外國公司在國內的分公司。大多數重要的制藥企業正在與CRO公司合作，從而建立他們在中國市場中的臨床研究和生產地位。中國的CRO行業，2008～2014年的年增幅將達到18%，與此同時，臨床前研究和I期臨床試驗的增幅將達到7%。 CRO行業發展的趨勢是，遠離純粹的有償服務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隨著CRO公司繼續獲得治療領域經驗、公司運營經驗，同時與他們的客戶建立積極的關係，許多生物制藥公司正在和他們優選的CRO公司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在過去的5～7年間，一批領先的中國CRO公司已經生根開花。這些領先的CRO公司的高層都是"海歸"，他們不但負責日常事務和公司的成長，同時也培訓了一大批技術和管理方面的本土人才。對於中國本土的CRO公司來說，新的需求來自中國國內的制藥公司、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和政府委託創新的生物學術機構，這就需要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和專家。另一個創新的源泉來自西方生物醫藥公司和研究機構的資深科學家。由於從新發現至開發一個真正的創新藥物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因此，一些新的、獲得良好資助的中國生物技術新興公司決定從其他公司購買具有良好試驗資料的化合物，這其中就包括美國公司。北京的百濟神州（BeiGene）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該公司由寶諾公司的創建者之一JohnOlyer、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前投資者，以及已經具有成功獲批新藥的兩位藥學家合作發起。而位於上海的HuaMedicine，則由羅氏中國前首席科學家擔任CEO。位於南京的先聲藥業則已經在紐交所上市。 但是，中國制藥公司的研發活動仍處於初級階段，其潛力尚沒有完全發揮。中國制藥公司的談判技巧比較粗略，而外國大型制藥公司在管理合作夥伴和IP風險方面仍然比較謹慎。  

人才難題   那麼，在中國創建創新型國家方面存在著哪些重要挑戰？首先，部分中國傳統的研究經費分配過程有論資排輩的習慣和過多的人脈關係，而不是以業績為主，從而導致一些價值不大的項目獲得資助，而一些有價值的項目被忽視。為此，許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的資深科學家呼籲建立一種透明、一致和以業績為主的政府資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專案由本領域的國際專家來判斷，且這種體系與政治牽涉較少，從而使得需要長期投資的有價值的項目能獲得充足的資金。其次，中國追求"破紀錄"的經濟增長，渴望成為全球第一大國或增長最快的國家，而開發新藥往往會事與願違。 對於外國制藥公司來說，另一個挑戰是對中國本土工作人員的管理。學成回國的海歸員工過於分心，隨時準備創建自己的公司。"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成為老闆。"合肥Lifeon生物技術公司的創建者海歸人士陳昌友如是說，這是一家從事抗體研究開發的公司。"但是，開發一隻成功的藥物需要耗費多年時間，同時付出巨大的合作努力。"他說。 人力資源專家說，這種快速致富的心態導致浮躁、焦慮和中國許多行業雇員的高離職率，這當中就包括了生命科學公司在內。高離職率增加了企業經營和雇傭、培訓新員工的成本。 最後，中國創新的長遠未來最終取決於人才和年青一代的創造力。海歸現象的持續將有助於中國建立一種科學、技術堅固的研發基礎。